猫头鹰总是在“黄昏”时起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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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只是想在这里探讨管理或人才管理，实际上当你发现管理处在一个巨大的表层，如同在U型里，我们需要探究心灵和意志一样，先贤在《大学》中也讲到，内在教化的关键是“格物致知”的能力，了解了这个过程，我们会发现“修身”才是建立深层领导力的关键。而这也恰恰是“管理”（名称似乎就出了问题）的本质。

其实以上我说的，和以下我的摘抄，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但是，当我们真的来思考现实的社会人文环境，实际上是令人有些许悲哀的事。

无所谓，另一个角度是，为什么不随意点。

香港的李泽厚先生说，我们这个时代是“物质生活全面展开”的时代。这个时代人类是生活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原先的生活(古典生活)，只要用“衣、食、住、行”四个字概说即可，而现代生活则增加了另外四个字的内容，即“性、健、寿、娱”。物质生活全面展开了，人们不再安于衣食住行，还普遍地追求情欲的满足，健康的实现，寿命的延长和生活的娱乐化。

李泽厚又说：这是一个四星高照的时代，四星指：歌星、影星、球星、节目主持人。“四星”不仅浮出繁华的地表，而且进入灿烂的高空。

四星高照，何处人文？

马克思早已揭示：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。他说：“关于艺术，大家知道，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，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。”(《导言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第112页)马克思说的显然是真理。例如物质匮乏的古希腊，它却产生《伊里亚特》与《奥德赛》这样的史诗，而物质生活充分展开的现代希腊，却产生不了像样的文学艺术，更谈不上划时代的人文“思想”。

黑格尔也表述过类似的见解，他说，猫头鹰总是在“黄昏”时起飞。

黑格尔说的是哲学思想。如果我们把猫头鹰引伸为人文理想，那就是说，这理想并不产生于世界的“浮华”时刻。相反，世界浮华之日，恰恰是人文要付出代价之时。

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，向物质倾斜；

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，向资本倾斜；

在武化与文化的天平上，向武化倾斜；

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，向工具理性倾斜。

上述这四项“价值倾斜”也可以称为“价值迷失”或“人文迷失”，用鲁迅的话说，叫做“文化偏至”。(参见《文化偏至论》)，他在一九〇八年尚处于青年时代就发现这个地球“重物质”而不重“灵明”(即精神)，整个向“物质”偏斜。这种偏斜也可以说是重物不重人。所以他才提出“立国先立人”的天才命题。这一命题指出：一个国家要崛起，首先是人的崛起，尤其是人的灵魂的崛起。唯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实现健康(包括身体健康与灵魂健康)和强大，才有国家的健康与强大。

在价值倾斜与“文化偏至”中，人本身发生了变质。这种集体变质现象，除了可以用“人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(金钱动物)”来描述之外，还可以用一个“关键词”来描述，这就是“消费体”。人正在变成消费体而消费一切，消费城市，消费乡村，消费物质，消费机器，消费技术，消费自然，消费音乐，消费绘画，消费古玩，消费电影，消费体育，消费时尚，消费传统，甚至消费“神”(包括消费上帝与消费佛)。最后是消费人本身，有肉卖肉，有灵卖灵，有容貌卖容貌，有青春卖青春，有八卦卖八卦，有知识卖知识，一切都是商品，一切都是交易。消费的潮流覆盖一切，横扫一切。个个都成为消费潮流中人。欧洲一些国家，产业(制造业)濒临瓦解，只剩下服务业、旅游业、交通业和高科技，工人阶级几乎消失，因为人人都是消费体，而非生产体。“文艺复兴”之后的大约五百年里，地球上一切最先进的人文成果，包括最先进的音乐、绘画、哲学、戏剧、小说、诗歌等等，都是欧洲提供的，现在，在消费大潮流的冲击下却开始经历了一个“颓败”时期。其经济危机的背后，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危机与人文危机。中国虽有强大的古典人文传统，但是在消费的潮流中，也在发生“伪形化”现象。东西方在共同的“四星高照”和消费狂热的“大形势”下，确实存在着一个“何处人文?”的大问题。

鲁迅《上海的儿童》：“童年的情形，便是将来的命运。”他如此说：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，也可以由图画，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……顽劣钝滞，都足以使人没落，灭亡。童年的情形，便是将来的命运。我们的新人物，讲恋爱，讲小家庭，讲自立，讲享乐了，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，学校教育的问题，社会改革的问题。先前的人，只知道“为儿孙作马牛”，固然是错误的，但只顾现在，不想将来，“任儿孙作牛马”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。(《南腔北调集》)